西江月·堂上谋臣尊俎

公元1204年（宋宁宗嘉泰四年）韩侂胄定议伐金，其用心是为建功固宠。当时南宋国用未足，军备松弛，人心未集，不久韩侂胄就挥师北上，结果大败而归。故这次北伐本身意义不大，但在主和派长期把持朝政，抗战派军民长期受压制之后，还是确实起到了振奋民心的作用，因此，受到朝中抗战派人士和全国军民的响应。刘过的这首词即是当年为祝贺韩侂胄生日而写的，词中表达了爱国军民企盼北伐胜利的共同心声。

上半阕写有利于北伐的大好形势，说堂上有善谋的贤臣，边疆有能战的将士，天时、地利与人和都对南宋王朝有利，因而伐金是切实可行的。对自己力量的自豪和肯定，是向当地朝野普遍存在的自卑、畏敌情绪的挑战。进入下半阕，由全国形势说到韩侂胄本人：先写今日治国，次写明年胜利。句中那胜利在握的豪情和壮志，不要说在当时存在巨大的鼓舞力量，即使现在去读，也给人增添信心和勇气。

诗曰：‘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’令儿皆和习之。”刘过的“大家齐唱《大风歌》”，容易想起“威加海内兮归故乡”的歌词，而这类歌词，对于山河破碎的国家，对于大批背井离乡的人民，对于求功心切的韩侂胄，无疑都是一种鼓舞。第二、语言流利、洒脱，具有辛词酣畅淋漓的情味。

这种风格的形成，是和以下几种语言材料的使用分不开的：一、口语和熟语，如“大家齐唱”、“四方来贺”、“谋臣尊俎”、“将士干戈”；二、散文成句，如“天时地利与人和”、“‘燕可伐欤？’曰：‘可’”；三、常用典故，如所用《孟子》两则与《史记》两则。这些词语由于为人们所耳熟能详，因而读来亲切明快，一气呵成。